前传:有一族子弟叫八旗(27)
当天,我父亲回到家里兴奋异常,进门就对我奶奶说:“妈,今天我遇见贵人啦!我要进电影厂上班了!”
我奶奶大喜:“真的?什么贵人帮忙啊?”
我母亲也忙问:“怎么回事儿?说说!”
我父亲卖了个关子:“你猜猜?”
我奶奶用手拍他一掌,气恼地:“卖什么关子!快说!”
我父亲看着我母亲说:“你哥傅增贤……”
我母亲马上笑了:“哎哟!他一个穷教书匠,什么贵人啊!瞎白吧你!”
我父亲更正说:“听我说完哪!你哥介绍了一位朋友,是中电三厂的场记,是位大姐,叫刘霞。嗬,她可是太有水平了,人也热情。她出面帮忙,让我去考见习场记。我呀,马上进电影界啰!”
我奶奶马上就念:“阿弥陀佛!你能上班儿,咱家就好啰!”
我母亲也掩不住的高兴:“真是遇上贵人啦!哎,你说还得考?你能考上吗?”
我父亲骄傲地:“小瞧我?别说考个见习场记了,写剧本也没问题呀。”
我母亲笑着:“吹吧你!”
我父亲忽想起来就说:“你们绝对想不到,那个叫刘霞的大姐呀长得特像一个人,一个咱们的熟人。”
我母亲问:“谁呀?”
我父亲自己摇着头说:“小英子。这不可能啊?”
我奶奶就说:“绝对不是。一个丫头能进电影厂?还当上头儿?”
我父亲更正:“场记。”
我奶奶又说:“天底下长相差不多的人多啦!唉,谁知道英子那丫头是死是活呀。”
我母亲说:“你快看点书,准备考工吧!”
说来可怜,准备到电影厂考工的那天下午,我父亲才忽然想起来自己连一身西服都没有。常见到电影界人物个个是光鲜亮丽、西装革履的打扮,自家这粗布长衫短褂的到哪地界肯定不合时宜。
临去考工前,我父亲在家里叹道:“哎呦!我以前的西装全卖完了。明个儿去电影厂考工,穿什么呀?”
我母亲说:“没关系。今个儿擦黑儿咱们到德胜门晓市上去寻摸一身呗,肯定有。”
当天傍晚,我父母一起来到德胜门城楼下,遍访估衣摊儿,就左挑右选地真买到了一套还算合身的藏青色的旧西服,并且还在旧鞋摊上找到了一双合脚的黑色皮鞋。我父亲如获至宝般兴冲冲地抱着这堆行头返回家中,在灯光下仔细一看就傻了眼了:旧西服上衣肩上和前襟有好几处脱了色,袖肘部位还有个破洞,而旧皮鞋也是鞋帮掉了线且污渍斑斑。
我父亲着急了,骂道:“这鬼市真是会糊弄鬼呀!真能蒙人啊!这样的破衣裳明天怎么穿得出去呀?”
我母亲再看看那衣裳,微笑着对我父亲说:“你明天要考工,赶紧先带孩子们睡去吧。这事儿交我,明天早晨我一定让你体体面面地出门儿。”
夜深了,我母亲仍在全面改造我父亲这身上班的着装。她先用蓝墨水和墨汁等兑好了与西服相似的藏青色,然后仔细地一处一处地把西服上掉了色的地方按原色补齐。她又找出最配色的线,穿好针把西服袖肘上的破洞织缝得几乎没有破绽。
最后将一身西服用干净湿布擦了几遍、用刷子刷了几遍、烧上熨斗熨了几遍,这才平平整整地用衣架挂了起来。对那双旧皮鞋,我母亲也是精心修整改造,先擦干净,又用粗针补好了鞋帮上开线处,然后是染色、刷油、去绉、打蜡,让一双旧皮鞋变得锃光瓦亮。这两件事,我母亲几乎干到天亮,弄弄瞧瞧,瞧瞧再弄弄,直到满意为止。第二天早晨,我父亲到堂屋看见板儿平的西装、黑亮的皮鞋,惊讶地说;“这是昨天鬼市上买的那套吗?”我母亲幸福地笑了,全忘了疲劳。
我父亲就是穿着这套西装革履,顺利地通过了考试,在大霞帮助下走进了所谓的电影界。
我奶奶终生信佛,并有居士身份,这多少与她的姐夫、姐姐都是佛法高深的法师有一定关系。但是我奶奶毕竟是满族老人,她的信佛与满族古老的萨满信仰混杂在一起,所以许多老旧习俗可称是满汉合璧的。我是陈家的长孙,我的出生被我奶奶看成是信仰的成功,故而我幼时的许多经过的礼仪,都是我奶奶亲自操持的。
出生第三天叫“洗三”,“洗三”之日,我奶奶用艾蒿煮了一大盆水,和我母亲一起给我洗了来到人世间的第一次澡。
婴儿洗三时,亲朋好友要来家中“添盆”,也就是往洗澡盆里放点钱表示祝贺,这本是北京汉族习俗。
我满月那天由我奶奶亲手给我“挂线”,这“挂线”倒的确是满族习俗了。
满族信奉佛多妈妈,也就是汉族信奉的子孙娘娘,“挂线”就是祭拜佛多妈妈、保佑孩子健康平安的古代习俗。
所谓将要用来挂的线,其实是我奶奶用绵线和彩色布条编成的一个圆环儿,满月当天早晨我奶奶拜佛念经之后将线挂在我的脖子上,还把着我的小手作合十状。
傍晚,我奶奶又郑重取下那个所谓的福线,供到西墙佛龛前。最重要的仪式是我满一周岁那天的“抓周”了而“抓周”又属于真正的北京汉族习俗,我奶奶却让全家人聚集到一起隆重地进行。据说,我奶奶准备的是六样东西,依次是一只弓箭、一把小刀、一枝毛笔、一枚铜钱、一顶前清旧官帽、一个小饭碗儿。
这些物件具体象征什么,我奶奶没讲,她只是说:“看看咱们家小胜利将来走哪条道儿吧。”
我的姐姐们回忆,当时我对代表着满族狩猎传统的弓箭和刀看都不看,先伸手摸了一下小饭碗儿,随后就果断地抓起了那枝毛笔,开始来回地摇着玩。见此状,我父亲不由地喝一声:“好!”
我母亲却说:“好什么呀?有几个能靠写字养家糊口的?当然,要是咱胜利长大了能当个老师就好了。”
二十八、
电影厂摄影棚对我父亲毕竟是个神秘的地方,当他身穿“西装革履”走到摄影棚门口还是迟疑片刻,只敢探头朝棚内张望。只见棚里热闹非凡,在聚光灯下出现的是西式教堂内景,场工在忙碌地摆设着圣像等从未见过的道具,场内还站着外国神父模样的演员,化妆师正给神父擦汗补妆呢。
两个片场工人抬着个巨大的十字架道具要进摄影棚,看我父亲在门口挡了路,便挺不客气地喊:“嘿!干什么的?别挡道儿哇!”
我父亲忙侧身,惭愧地:“对不起啊。”这时,就听清脆的女声喊:“等一下。”
两个片场工人止步回望,马上齐声喊:“哟!大霞,您来啦。”
刘霞笑着说:“二位兄弟,给你们介绍一下,这位不是外人,是厂里刚上任的新场记,陈君安。以后,多关照着点儿啊!”
两个工人就客气地一点头:“得啦,陈先生,您别怪啊。”我父亲忙说:“怪我怪我。”
刘霞说:“你们进去吧,迟了导演发火啦!”
两个工人抬道具进了棚,她又对我父亲说:“干吗不进去呀?是不是怯场了?”
我父亲却问:“拍什么戏呀?怎么还有外国人?”
刘霞笑道:“没见过吧?是个抗战题材的故事片,白杨、谢添主演。”
我父亲惊叫一声:“嗬!大明星啊!我能见到他们?”
刘霞更笑弯了腰:“你呀!亏你还算个笔杆子,考工时的劲头没啦?”
我父亲脸红了,低声说:“大姐,我真没进过摄影棚啊。”
刘霞鼓励地:“没事儿。人常说,你最大的对手永远是自己。我就相信,事业和命运一样,战胜自己就能够把控。对吧?”
我父亲不由赞叹:“真有水平。哎,大姐,你哪个大学毕业的?”
刘霞像开玩笑似的:“跳秧歌儿的大学。”
我父亲不相信:“哪有这种大学呀?”
刘霞神秘地一笑:“有。好吧,要工作了。别担心,跟我来!”
当你踏进一片未知的领域,当你走进一处陌生的环境为生存而奋斗,如果有人给你微笑,帮你引路,细心指教,那你一定会终生难忘。我父亲非常幸运,在他考入中电三厂在剧务组作一名见习生后,遇到了几位好人,受到了热心的关照指引,才能很快走上了场记的岗位。
数十年后,当我父亲病危的时候,他仍然对我说过这么一句话:“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大霞,她对我而言,不止胜过了亲姐姐,更让我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人!”
在中电三厂人称“大霞”的普通场记,在当时刚刚复兴的北平电影界是位有特立独行的女性。那时候她还不到40岁,听说又是大学毕业生,在多部影片拍摄中担任过场记,但却是个和善可亲的人。旧时的电影界等级森严,厂方权势人物、大导演、大演员可以作威作福,底层的小人物只能唯唯诺诺,忍气吞声讨一口饭吃。
大霞非同一般,对上不卑不亢,对下亲切和蔼,连最下层的场工也敢叫她“大霞”。
在中电三厂里混事,男的必是西装革履,女的全是旗袍烫发高跟鞋,似乎是影界风尚。而大霞总是穿一件洗得掉了色儿的兰布大褂,穿一双布鞋,还留着显得年轻的短发,总显得与众不同。我父亲的身份是场记学徒,而老师就是大霞。大霞像大姐姐一样指导关心着初入此行的我父亲。场记份内的事务,几乎是大霞一样一样手把手地教,我父亲做错了她不是呵斥,而是耐心反复地指正,直到弄懂弄熟了为止。有这样姐姐一样的老师,我父亲又不差悟性,约半年后就走上了场记的岗位。
在中电三厂工作期间,我父亲还结交了两个知音,一位叫陈方万一位叫李汤,他俩都是1947年考入中电三厂的年轻演员。说是演员,其实也在当时电影界的底层。在官僚资本垄断一切的现实中,小演员们只不过是场景中的活动道具而已。
一般情况下求爷爷告奶奶之后,给你一个扫边儿的小角色吧,还得时时对大导演、大明星诚惶诚恐地小心待候着呢。那时陈方万、李汤与我父亲同样年轻,同在电影界底层,而且均属于文艺青年,故而惺惺惜惺惺,相互帮衬,很快成为朋友。陈方万聪明活泼,待人和气,而李汤文静腼腆,老成持重,我父亲因为在早年间已发表过文学作品有点文艺范儿,所以三个人在厂内交往甚密。那时中电三厂内也充满着斗争,有兄弟姐妹相助日子会舒坦一点儿。
解放后,陈方万成为着名导演,而李汤成为着名演员那都是当时做梦也想不到的事。
他们三兄弟有一个共同敬重的人,那就是大霞。大霞的影响和威望绝不是职务和地位决定的,而是人格、思想与作派。有一次,我父亲和陈方万闲话大霞在片场的调度有方,陈方万说:“大霞有导演的水平。”
我父亲回道:“何止啊。要让大霞管中电三厂,恐怕中国电影更有希望。”
那时候,他们谁也不知道,大霞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。
我父亲对大霞心存感恩和真正认识,缘于在拍摄现场的一件小事。
能进入中电三厂,能在片场当个场记学徒,能遇到大霞这样年轻的师傅,我父亲已经十分知足了,只想学点真本事。其实那个时代电影厂的场记只是个片场的工具,地位低下,被人俗称为“打板的”。
场记的主要职责就是拍摄准备妥当后,手举一个写有当日所拍镜头编号的木板,对准摄影机喊一声“开幕啦”,然后木板一合“啪”地响一声,此镜头拍摄便正式开始。场记的其它任务,就是在片场打杂。
在进厂没多久的某一天,大霞就对我父亲说:“明天,你正式上场打板。”
我父亲诚惶诚恐地问:“我刚学徒,能上场吧?”大霞笑笑,宽慰道:“不上场去打板,永远练不出来。你行!”
这天下班后,我父亲回家兴奋地把这个喜讯告诉了我母亲,我母亲也非常高兴,反复说:“大霞真是好人哪!”
第二天上班之前,我母亲特意翻出当年我“洗三”时她娘家亲戚给“添盆”的一块银元现大洋,对我父亲说:“你把它带身上,讨个吉利。
要是打板顺利的话,拍完了用它请大霞吃个饭吧。”我父亲接过那枚银元,郑重地用手帕包好,揣在裤兜里,就兴冲冲地奔赴拍摄现场了。
当天拍的是场棚内戏,剧情也很简单,就是一位阔人家的老爷接待访客,谈论一些生意场上的事。开拍前我父亲信心十足,用粉笔在板上写镜头号时特别认真仔细,导演喊“准备”时心情也还镇定。当所有灯光打亮,我父亲走到摄影机前要举板时,感觉却变了。
平时在场外看和站在场中央的确不一样,十几台聚光灯照射下顿时令人紧张,周围什么都看不见了,只是觉得热。就在导演喊“开始”前几秒钟,我父亲额头已沁出大滴大滴的汗水,他就从裤袋里掏出手帕来擦汗。
当导演一声令下说“开始”那一刻,只听“当啷啷”一串响声,我父亲手帕里包着的那枚银元恰恰滚落到地上,直向坐在太师椅上的扮演老爷的男演员身边滚去。我父亲慌了,忘记了打板,就顺着银元滚落方向追去,俯下身去寻找捡拾那枚宝贵的银元。
此时,摄影机已经嗡嗡响着开始了拍摄……导演忙喊一声“停!”
接着冲进场内,对我父亲大吼:“你搞什么名堂?就为捡这一块钱吗?你知道胶片多少钱一尺吗?”
我父亲诺诺连声:“对不起!对不起!”
导演并未罢休,手指场外,厉声道:“你滚出去!换人!”
这时,场外响起一声清脆的喊声:“慢着!”
随声走出一位身穿蓝布大褂的短发女子,正是我父亲的师傅大霞。大霞不慌不忙地走到我父亲身边,从他手里接过那块刚捡起来的银元,举起来四面示众,然后朗声道:“不错,这是一块钱、一块现大洋。各位同仁,谁都知道吧,在金圆券贬值的当下,一块现大洋能买一袋面。厂子拖欠我们工资几个月了?我们老百姓哪家有饱饭吃?导演,你说话过头了吧?这一块钱是我们穷人一个月的温饱,那几尺胶片只是老板赚钱的零头。这怎么相比?”
顿时,场工们、小演员们群中响起一片掌声。大霞接着说:“谁人都有万事开头的时候,得饶人处且饶人。导演,让他再来一遍,你看怎么样?”
导演没应声,走回摄影机后头,重新喊了声“准备”。大霞拍一下我父亲的肩膀,平静地说:“上场打板。”
那天下班后,我父亲再三恳请,大霞也没吃那顿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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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奶奶大喜:“真的?什么贵人帮忙啊?”
我母亲也忙问:“怎么回事儿?说说!”
我父亲卖了个关子:“你猜猜?”
我奶奶用手拍他一掌,气恼地:“卖什么关子!快说!”
我父亲看着我母亲说:“你哥傅增贤……”
我母亲马上笑了:“哎哟!他一个穷教书匠,什么贵人啊!瞎白吧你!”
我父亲更正说:“听我说完哪!你哥介绍了一位朋友,是中电三厂的场记,是位大姐,叫刘霞。嗬,她可是太有水平了,人也热情。她出面帮忙,让我去考见习场记。我呀,马上进电影界啰!”
我奶奶马上就念:“阿弥陀佛!你能上班儿,咱家就好啰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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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父亲骄傲地:“小瞧我?别说考个见习场记了,写剧本也没问题呀。”
我母亲笑着:“吹吧你!”
我父亲忽想起来就说:“你们绝对想不到,那个叫刘霞的大姐呀长得特像一个人,一个咱们的熟人。”
我母亲问:“谁呀?”
我父亲自己摇着头说:“小英子。这不可能啊?”
我奶奶就说:“绝对不是。一个丫头能进电影厂?还当上头儿?”
我父亲更正:“场记。”
我奶奶又说:“天底下长相差不多的人多啦!唉,谁知道英子那丫头是死是活呀。”
我母亲说:“你快看点书,准备考工吧!”
说来可怜,准备到电影厂考工的那天下午,我父亲才忽然想起来自己连一身西服都没有。常见到电影界人物个个是光鲜亮丽、西装革履的打扮,自家这粗布长衫短褂的到哪地界肯定不合时宜。
临去考工前,我父亲在家里叹道:“哎呦!我以前的西装全卖完了。明个儿去电影厂考工,穿什么呀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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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天傍晚,我父母一起来到德胜门城楼下,遍访估衣摊儿,就左挑右选地真买到了一套还算合身的藏青色的旧西服,并且还在旧鞋摊上找到了一双合脚的黑色皮鞋。我父亲如获至宝般兴冲冲地抱着这堆行头返回家中,在灯光下仔细一看就傻了眼了:旧西服上衣肩上和前襟有好几处脱了色,袖肘部位还有个破洞,而旧皮鞋也是鞋帮掉了线且污渍斑斑。
我父亲着急了,骂道:“这鬼市真是会糊弄鬼呀!真能蒙人啊!这样的破衣裳明天怎么穿得出去呀?”
我母亲再看看那衣裳,微笑着对我父亲说:“你明天要考工,赶紧先带孩子们睡去吧。这事儿交我,明天早晨我一定让你体体面面地出门儿。”
夜深了,我母亲仍在全面改造我父亲这身上班的着装。她先用蓝墨水和墨汁等兑好了与西服相似的藏青色,然后仔细地一处一处地把西服上掉了色的地方按原色补齐。她又找出最配色的线,穿好针把西服袖肘上的破洞织缝得几乎没有破绽。
最后将一身西服用干净湿布擦了几遍、用刷子刷了几遍、烧上熨斗熨了几遍,这才平平整整地用衣架挂了起来。对那双旧皮鞋,我母亲也是精心修整改造,先擦干净,又用粗针补好了鞋帮上开线处,然后是染色、刷油、去绉、打蜡,让一双旧皮鞋变得锃光瓦亮。这两件事,我母亲几乎干到天亮,弄弄瞧瞧,瞧瞧再弄弄,直到满意为止。第二天早晨,我父亲到堂屋看见板儿平的西装、黑亮的皮鞋,惊讶地说;“这是昨天鬼市上买的那套吗?”我母亲幸福地笑了,全忘了疲劳。
我父亲就是穿着这套西装革履,顺利地通过了考试,在大霞帮助下走进了所谓的电影界。
我奶奶终生信佛,并有居士身份,这多少与她的姐夫、姐姐都是佛法高深的法师有一定关系。但是我奶奶毕竟是满族老人,她的信佛与满族古老的萨满信仰混杂在一起,所以许多老旧习俗可称是满汉合璧的。我是陈家的长孙,我的出生被我奶奶看成是信仰的成功,故而我幼时的许多经过的礼仪,都是我奶奶亲自操持的。
出生第三天叫“洗三”,“洗三”之日,我奶奶用艾蒿煮了一大盆水,和我母亲一起给我洗了来到人世间的第一次澡。
婴儿洗三时,亲朋好友要来家中“添盆”,也就是往洗澡盆里放点钱表示祝贺,这本是北京汉族习俗。
我满月那天由我奶奶亲手给我“挂线”,这“挂线”倒的确是满族习俗了。
满族信奉佛多妈妈,也就是汉族信奉的子孙娘娘,“挂线”就是祭拜佛多妈妈、保佑孩子健康平安的古代习俗。
所谓将要用来挂的线,其实是我奶奶用绵线和彩色布条编成的一个圆环儿,满月当天早晨我奶奶拜佛念经之后将线挂在我的脖子上,还把着我的小手作合十状。
傍晚,我奶奶又郑重取下那个所谓的福线,供到西墙佛龛前。最重要的仪式是我满一周岁那天的“抓周”了而“抓周”又属于真正的北京汉族习俗,我奶奶却让全家人聚集到一起隆重地进行。据说,我奶奶准备的是六样东西,依次是一只弓箭、一把小刀、一枝毛笔、一枚铜钱、一顶前清旧官帽、一个小饭碗儿。
这些物件具体象征什么,我奶奶没讲,她只是说:“看看咱们家小胜利将来走哪条道儿吧。”
我的姐姐们回忆,当时我对代表着满族狩猎传统的弓箭和刀看都不看,先伸手摸了一下小饭碗儿,随后就果断地抓起了那枝毛笔,开始来回地摇着玩。见此状,我父亲不由地喝一声:“好!”
我母亲却说:“好什么呀?有几个能靠写字养家糊口的?当然,要是咱胜利长大了能当个老师就好了。”
二十八、
电影厂摄影棚对我父亲毕竟是个神秘的地方,当他身穿“西装革履”走到摄影棚门口还是迟疑片刻,只敢探头朝棚内张望。只见棚里热闹非凡,在聚光灯下出现的是西式教堂内景,场工在忙碌地摆设着圣像等从未见过的道具,场内还站着外国神父模样的演员,化妆师正给神父擦汗补妆呢。
两个片场工人抬着个巨大的十字架道具要进摄影棚,看我父亲在门口挡了路,便挺不客气地喊:“嘿!干什么的?别挡道儿哇!”
我父亲忙侧身,惭愧地:“对不起啊。”这时,就听清脆的女声喊:“等一下。”
两个片场工人止步回望,马上齐声喊:“哟!大霞,您来啦。”
刘霞笑着说:“二位兄弟,给你们介绍一下,这位不是外人,是厂里刚上任的新场记,陈君安。以后,多关照着点儿啊!”
两个工人就客气地一点头:“得啦,陈先生,您别怪啊。”我父亲忙说:“怪我怪我。”
刘霞说:“你们进去吧,迟了导演发火啦!”
两个工人抬道具进了棚,她又对我父亲说:“干吗不进去呀?是不是怯场了?”
我父亲却问:“拍什么戏呀?怎么还有外国人?”
刘霞笑道:“没见过吧?是个抗战题材的故事片,白杨、谢添主演。”
我父亲惊叫一声:“嗬!大明星啊!我能见到他们?”
刘霞更笑弯了腰:“你呀!亏你还算个笔杆子,考工时的劲头没啦?”
我父亲脸红了,低声说:“大姐,我真没进过摄影棚啊。”
刘霞鼓励地:“没事儿。人常说,你最大的对手永远是自己。我就相信,事业和命运一样,战胜自己就能够把控。对吧?”
我父亲不由赞叹:“真有水平。哎,大姐,你哪个大学毕业的?”
刘霞像开玩笑似的:“跳秧歌儿的大学。”
我父亲不相信:“哪有这种大学呀?”
刘霞神秘地一笑:“有。好吧,要工作了。别担心,跟我来!”
当你踏进一片未知的领域,当你走进一处陌生的环境为生存而奋斗,如果有人给你微笑,帮你引路,细心指教,那你一定会终生难忘。我父亲非常幸运,在他考入中电三厂在剧务组作一名见习生后,遇到了几位好人,受到了热心的关照指引,才能很快走上了场记的岗位。
数十年后,当我父亲病危的时候,他仍然对我说过这么一句话:“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大霞,她对我而言,不止胜过了亲姐姐,更让我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人!”
在中电三厂人称“大霞”的普通场记,在当时刚刚复兴的北平电影界是位有特立独行的女性。那时候她还不到40岁,听说又是大学毕业生,在多部影片拍摄中担任过场记,但却是个和善可亲的人。旧时的电影界等级森严,厂方权势人物、大导演、大演员可以作威作福,底层的小人物只能唯唯诺诺,忍气吞声讨一口饭吃。
大霞非同一般,对上不卑不亢,对下亲切和蔼,连最下层的场工也敢叫她“大霞”。
在中电三厂里混事,男的必是西装革履,女的全是旗袍烫发高跟鞋,似乎是影界风尚。而大霞总是穿一件洗得掉了色儿的兰布大褂,穿一双布鞋,还留着显得年轻的短发,总显得与众不同。我父亲的身份是场记学徒,而老师就是大霞。大霞像大姐姐一样指导关心着初入此行的我父亲。场记份内的事务,几乎是大霞一样一样手把手地教,我父亲做错了她不是呵斥,而是耐心反复地指正,直到弄懂弄熟了为止。有这样姐姐一样的老师,我父亲又不差悟性,约半年后就走上了场记的岗位。
在中电三厂工作期间,我父亲还结交了两个知音,一位叫陈方万一位叫李汤,他俩都是1947年考入中电三厂的年轻演员。说是演员,其实也在当时电影界的底层。在官僚资本垄断一切的现实中,小演员们只不过是场景中的活动道具而已。
一般情况下求爷爷告奶奶之后,给你一个扫边儿的小角色吧,还得时时对大导演、大明星诚惶诚恐地小心待候着呢。那时陈方万、李汤与我父亲同样年轻,同在电影界底层,而且均属于文艺青年,故而惺惺惜惺惺,相互帮衬,很快成为朋友。陈方万聪明活泼,待人和气,而李汤文静腼腆,老成持重,我父亲因为在早年间已发表过文学作品有点文艺范儿,所以三个人在厂内交往甚密。那时中电三厂内也充满着斗争,有兄弟姐妹相助日子会舒坦一点儿。
解放后,陈方万成为着名导演,而李汤成为着名演员那都是当时做梦也想不到的事。
他们三兄弟有一个共同敬重的人,那就是大霞。大霞的影响和威望绝不是职务和地位决定的,而是人格、思想与作派。有一次,我父亲和陈方万闲话大霞在片场的调度有方,陈方万说:“大霞有导演的水平。”
我父亲回道:“何止啊。要让大霞管中电三厂,恐怕中国电影更有希望。”
那时候,他们谁也不知道,大霞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。
我父亲对大霞心存感恩和真正认识,缘于在拍摄现场的一件小事。
能进入中电三厂,能在片场当个场记学徒,能遇到大霞这样年轻的师傅,我父亲已经十分知足了,只想学点真本事。其实那个时代电影厂的场记只是个片场的工具,地位低下,被人俗称为“打板的”。
场记的主要职责就是拍摄准备妥当后,手举一个写有当日所拍镜头编号的木板,对准摄影机喊一声“开幕啦”,然后木板一合“啪”地响一声,此镜头拍摄便正式开始。场记的其它任务,就是在片场打杂。
在进厂没多久的某一天,大霞就对我父亲说:“明天,你正式上场打板。”
我父亲诚惶诚恐地问:“我刚学徒,能上场吧?”大霞笑笑,宽慰道:“不上场去打板,永远练不出来。你行!”
这天下班后,我父亲回家兴奋地把这个喜讯告诉了我母亲,我母亲也非常高兴,反复说:“大霞真是好人哪!”
第二天上班之前,我母亲特意翻出当年我“洗三”时她娘家亲戚给“添盆”的一块银元现大洋,对我父亲说:“你把它带身上,讨个吉利。
要是打板顺利的话,拍完了用它请大霞吃个饭吧。”我父亲接过那枚银元,郑重地用手帕包好,揣在裤兜里,就兴冲冲地奔赴拍摄现场了。
当天拍的是场棚内戏,剧情也很简单,就是一位阔人家的老爷接待访客,谈论一些生意场上的事。开拍前我父亲信心十足,用粉笔在板上写镜头号时特别认真仔细,导演喊“准备”时心情也还镇定。当所有灯光打亮,我父亲走到摄影机前要举板时,感觉却变了。
平时在场外看和站在场中央的确不一样,十几台聚光灯照射下顿时令人紧张,周围什么都看不见了,只是觉得热。就在导演喊“开始”前几秒钟,我父亲额头已沁出大滴大滴的汗水,他就从裤袋里掏出手帕来擦汗。
当导演一声令下说“开始”那一刻,只听“当啷啷”一串响声,我父亲手帕里包着的那枚银元恰恰滚落到地上,直向坐在太师椅上的扮演老爷的男演员身边滚去。我父亲慌了,忘记了打板,就顺着银元滚落方向追去,俯下身去寻找捡拾那枚宝贵的银元。
此时,摄影机已经嗡嗡响着开始了拍摄……导演忙喊一声“停!”
接着冲进场内,对我父亲大吼:“你搞什么名堂?就为捡这一块钱吗?你知道胶片多少钱一尺吗?”
我父亲诺诺连声:“对不起!对不起!”
导演并未罢休,手指场外,厉声道:“你滚出去!换人!”
这时,场外响起一声清脆的喊声:“慢着!”
随声走出一位身穿蓝布大褂的短发女子,正是我父亲的师傅大霞。大霞不慌不忙地走到我父亲身边,从他手里接过那块刚捡起来的银元,举起来四面示众,然后朗声道:“不错,这是一块钱、一块现大洋。各位同仁,谁都知道吧,在金圆券贬值的当下,一块现大洋能买一袋面。厂子拖欠我们工资几个月了?我们老百姓哪家有饱饭吃?导演,你说话过头了吧?这一块钱是我们穷人一个月的温饱,那几尺胶片只是老板赚钱的零头。这怎么相比?”
顿时,场工们、小演员们群中响起一片掌声。大霞接着说:“谁人都有万事开头的时候,得饶人处且饶人。导演,让他再来一遍,你看怎么样?”
导演没应声,走回摄影机后头,重新喊了声“准备”。大霞拍一下我父亲的肩膀,平静地说:“上场打板。”
那天下班后,我父亲再三恳请,大霞也没吃那顿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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