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传:有一族子弟叫八旗(18)
集会主席台左侧是一片小树林,树林里拥挤站立着不少闻讯而来的市民,其中几位穿着打扮很像中学生的少女显得引人注目,其中就有傅大哥的妹妹傅增启。她正表情激动地倾听演讲,时不时地和众人一起举拳呼喊口号。
我父亲出现在傅增启的身后边时,并没有引起她的注意。
等了好一会儿,我父亲才开口说:“哎,傅同学,你也来参加啦?”
傅增启一扭脸,略有些惊讶地说:“是你呀。陈大哥,你怎么没跟辅仁大学的队伍在一块呢?”
我父亲就扯了个谎:“我,我出来找个人。”
傅增启便回道:“噢。陈大哥,今天北大的老师讲得可真棒!我看有些当官的听了都无地自容。”
我父亲就说:“是啊。对那帮卖国的家伙,就应当剥开人皮,让他露出列强走狗的真相。”
他们刚刚对话了这么两句,突然主席台上和会场中同时就起了骚乱。先是一群黑衣人冲上主席台,掀翻了桌子,扯下了标语,还对台上的人又是推又是打。同时,台下广场上也冲出不少黑衣歹徒,手持棍棒乱挥乱舞,马上冲乱了场内的学生队伍。
站在我父亲和傅增启等同学身后的一位市民气愤地说:“又是这批日本浪人来砸场子了!”
又一位市民说:“大家赶紧散了吧!一会儿警察准到。”
我父亲便大声喊:“大家不要乱!北京不是日本人的天下!”
就在此时,一片哨声刺耳地响起,大批军警察冲出来,领头的军官用大喇叭高喊:“散开!散开!这里发生骚乱!赶快散开!”
会场顿时乱成一片,日本浪人像是打头阵的,疯狂驱散着人群,而持枪军警像是压阵脚的,也随后驱赶着与会的学生和民众。
人们四散奔逃,旗帜和标语散落了一地,甚至有人掉了帽子、丢了鞋子,场面混乱不堪。不少人朝小树林方向涌来,傅增启被人挤倒在地。
我父亲伸手拉了她一把,喊声:“别怕!跟我走!”说着,紧接着她的手一起逃离了险境。
说来真巧,就在我父亲和傅增启同学走到新街口北大街时,就遇见了我奶奶也在同一条路上走。当时,我奶奶手提一个花布小包袱,正脚步匆匆地往自家小院走着,还是傅增启先认出了我奶奶。
他俩人从胡同出口一拐弯,傅增启就瞧见了前面那位中年妇女的背影,马上脱口而出喊一声:“杨婶!”
我奶奶一停步,猛回头,惊讶地望见他们,竟欣喜地大声唤了一声:“哟!是增启姑娘呀!”
我父亲忙喊了声:“妈。”
这下,增启姑娘傻了,看看我父亲又看看我奶奶,还是狐疑地问:“杨婶,他是您的……”
我奶奶笑了:“姑娘,你真不知道哇?他是我儿子呀!”
增启姑娘也笑了:“真不知道。陈大哥,你也没说过呀!”
我父亲嘿嘿笑着说:“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呀。”
我奶奶拉住增启姑娘的手就说:“走,回家去,我给你们做炸酱面。”
增启姑娘委婉地说:“不用不用。杨婶,没多远我就到家了。”
我奶奶更笑了:“增启姑娘,打小看你长大的,我还不认识菜园六条老傅家?别客气啦,都到家门口了,能不进去?走吧!安儿,你愣着干吗?走哇!”
热腾腾的面条,喷香的炸酱,整齐的菜码儿,饭桌上也摆齐了碗筷。
我奶奶瞧瞧增启姑娘,又看看我父亲,真是从心里乐开了花,笑着说:“增启姑娘,我炸的酱是正经的干炸儿,你尝尝。安儿,给人家姑娘拌面呐!”
增启姑娘忙说:“我自己来。杨婶,您先来吧。”
我奶奶轻轻地打了我父亲一掌,故意装作生气状地说:“你呀,真笨!姑娘,你看我这个儿子多傻呀!来人了连客气都不懂,是吧?”
增启姑娘却挺正经地说:“杨婶,陈大哥可不像您说的呀。学问好,文笔好,还有正义感。连我哥都说过,咱们这片的旗人里头,您府上是家传、家教最深厚的呢!”
我父亲已经拌好了一碗面,递过来说:“那个,那个傅同学,你吃面。”
我奶奶喊了声:“醋!傻儿子,没放醋哪!”
我父亲诺诺连声:“噢噢!忘了,忘了。”
增启姑娘就拿起醋瓶说:“我自个儿倒吧。”
我父亲去抢醋瓶,还说:“我来我来。”
增启姑娘也说:“不用不用。”
我奶奶乐得合不拢嘴了,笑着说:“哎哟!看着你们俩呀,我这心里头哇,就是高兴,高兴啊。”
这是个平常的礼拜天,我父亲不用去学校上课,只是这天他起得早,看见堂屋桌上摆着一碟自己最爱吃的“桂花缸炉”和“槽子糕”,知道是我奶奶为他备下的早点,便香甜地大口吃起来。
这时,只见我奶奶手提着个花布小包袱急匆匆地要出门,瞧见儿子已经起床了,便交代:“午饭是包子,我做好了,晌午你自个儿热一下啊。”
说罢就走,我父亲追问:“妈,您上哪儿啊?”
我奶奶竟没回答。这回我父亲真奇怪了,因为最近一个多月了,哪怕到了礼拜天我奶奶也一早就出门,总是天擦黑儿才回来,不知道是干嘛去了。就是这天早晨,我父亲终于清醒了,当时扔下手里的点心就追出小院的门,悄悄地跟在我奶奶身后,想弄明白个究竟。只见我奶奶脚步急促、沿新街口北大街往南走,过了护国寺拐进一条胡同,走到一所带门礅儿的院落,一闪身推门就进了院,再不见了身影。我父亲紧跟上来,扒着门缝往院里瞧瞧,门里头是座青砖雕花影壁,什么都看不见。我父亲可就纳了闷儿了。
妈这是去谁家了?去干什么呀?难道天天早出晚归的就是到这儿来吗?他不敢贸然进去,生怕我奶奶生气。他又不愿意离开,总想弄清发生了什么事,就在胡同里溜达起来。说来也巧,没多大工夫,这个院儿隔壁人家有一中年妇女出门上街了。这位妇女穿旗袍还烫了头,一看就是有钱人。
我父亲赶忙上前,非常客气地问道:“您好!麻烦您一下。我想打听一下--”
他指指我奶奶刚进去的大门,“这家住的什么人啊?”
那位妇女一乐,答道:“这你都不知道,电影明星魏××的家呀。怎么着,没看过人家演的电影吗?”
我父亲忙又追问:“噢。那您知道来他们家的有没有一位女客,四十来岁,名叫杨木贞?”
那妇女眉头一耸,嘴一歪,随口说:“女客?不会吧。魏家前两月雇了个做家务的老妈子,好像就叫杨什么贞吧。你找她?”
听此言,我父亲如五雷轰顶,胸腔里翻江倒海,对身边的一切全无感觉了,那位妇女再说什么,怎样离开的就全然不知了。妈妈呀,您是我的额娘,您是觉尔察氏的大奶奶,您是大清四品官的夫人……
今天,您是“老妈子”?我糊涂哇!我哪里还配作您老人家的儿子?我愧为男人!
究竟怎样从那条胡同走回新街口北大街小院的,我父亲都不清楚。呆坐在小院堂屋的桌旁,面对着冒着香味儿的“桂花缸炉”,我父亲五脏六腑都是刀绞一般的痛啊。已经是二十岁出头的男人,身体里流淌着八旗子弟的血脉,无尽的羞愧与难忍的悲伤让他再也不能平静。时间无声无息地过去了,傍晚我奶奶推门进院时,我父亲依旧呆呆地坐在堂屋里。
我奶奶扔下手里花包袱,几步跑到厨房,掀开蒸锅见一盘包子还原封不动地摆在锅里,便回头喊了声:“安儿,你怎么没吃包子啊?是不是吃腻了?明个儿妈给你做粉蒸肉吧。”
我父亲急忙解开我奶奶随手扔下的花包袱,看到里面包的是一条围裙、一双袖套和一双沾了油渍的布鞋。
他就捧着这些东西,走到了厨房门前,扑通一声双膝跪倒在门前的地上,悲怆地呼叫:“妈!儿子不孝!儿子是畜牲!儿子对不起您哪!”
说话间已是泪流满面。接着,我父亲头抵地面,泣不成声。我奶奶先是惊讶,后来发现我父亲手里抱着她的花包袱,顿时明白了,我奶奶可没哭,只喊了声:“起来。”
见我父亲没动,她上前两步狠狠地在我父亲背上击了一掌,大声喝道:“叫你起来!五尺高的大老爷们儿,哭天抹泪儿的像个什么样儿?”我父亲仰起脸来,仍是悲声惨调地说:“妈,说死了这书我不念了,我有本事养活您!”我奶奶一把将我父亲拽起来,厉声说:“胡扯!走,回屋去。”
多少年之后,我父亲对我讲述那个夜晚发生的事时,依然是老泪纵横。
父亲这样告诉我:“从那天以后,直到‘文化大革命’,咱家那个祖传扳指再没拿出来过。也没必要拿了,因为从此那个扳指儿就牢牢套在我的心上了。”
在当年那个夜晚,我奶奶打开唯一留存的陪嫁躺箱,郑重地取出那个装扳指的锦盒,打开后摆在我父亲面前,有好一阵子一句话都没有讲。翠绿翠绿的扳指在电力不足的灯光下闪着幽幽的光,就仿佛是一个逝去了的时代,近在眼前又模糊不清。
待我父亲心情镇定些时,他先对我奶奶说:“妈,您给人当老妈子,我是受不了。我知道您又拿出扳指的意思,就是家传的东西丢不了吧?”
我奶奶从锦盒中取出扳指,把玩良久,才说出了一番让我父亲终生不忘、终生受益的话:“安儿,我读的书不多,但是在娘家的时候四书、五经还是看过。我记得孟子文章里这样教人,‘恻隐之心,仁也;羞恶之心,义也;恭敬之心,礼也;是非之心,智也。’咱们中国人常说的仁义礼智大概由此来,也流传了多少年了。现在这个社会呀,到处是堕落和溃败,国之大义不讲、少有向善之心。可是你得看清楚,还能乐天知命地活着,拼死拼活地干着事儿的人,那肯定都是老百姓,可他们是占人的大多半啊。不论哪朝哪代,官不像官的时候,民照样儿像民。清朝没了,八旗子弟变了,可真正的子弟还是当年的子弟呀。天下攘攘皆为利,大道至简是为义。过去你叫我额娘,现在你叫我妈,这没什么大的变化。祖上传下来的扳指还是翠绿的,你姓陈名君安也还是觉尔察氏的后人。我出去帮人家干活儿挣钱,光明正大,没觉得丢人。只要你争气,将来有个出息,我就没丢了大义,也对得起你阿玛和上辈祖宗。你要是自暴自弃,那才是不肖子孙。”
在北京那个破旧小院里,在贫穷的母子之间,升腾起来的却是一种神圣。我父亲严肃地说:“妈,您的意思,儿子全懂。阿玛和祖上的民族大义,儿子也会一辈子记在心里头。在当今这种社会,要正经做人,不是靠文凭,要靠良心,靠民族的精神。请您放心,我一定会争气的。拿不拿大学文凭不重要了,我会自强自立,我能挣钱养家,绝不会丢祖宗的脸,更不会丢中国人的脸!”
十九、
这是一条北京市区普通的街巷,这是一座造型古色古香的小楼,与众不同之处是小楼的门前挂着一块牌子,牌子上写着“京报社”三个字。
傅增贤沿街疾步走来,到了报社门前看一眼招牌,然后快步登石阶进了门。报社编辑们的办公室十分杂乱,书章杂志随处堆放,几张办公桌上也是摆满了报纸和稿件。几个或老或少的编辑都挺忙,身穿衬衫和西式背心的我父亲正低头忙着在稿纸上写作,根本没注意走进门来的当年的学兄傅大哥。与报社里基本是身穿西服的同仁们相比,头戴礼帽、身着长衫的傅增贤倒更像个学者教授了。
傅增贤进门用目光一扫,马上直奔我父亲的身旁,用手拍一下他的肩头说:“君安,别忙啦。”
我父亲一抬头,惊喜地:“傅大哥!难得呀,好久不见了,快坐。”
傅增贤左右看看才说:“有事找你。要不,咱们出去说?”
我父亲一笑:“没事儿,我们报社里全是抗日派,放心吧。哎,傅兄,你在师范大学当老师了,就怕了?就不领导学生运动啦?”
傅增贤皱一下眉头,悄声道:“我来告诉你,你们这几个月连续发了几篇言辞激烈的抗日文章,还公开抨击华北自治,台基厂那边盯上你的笔名啦!”
我父亲不解地问:“台基厂?台基厂是什么地儿啊?”
傅增贤仍是悄声说:“台基厂头条七号,日本特务总部。”
我父亲大声回答:“日本特务,咋怕他?这北京还不是日本人的天下吧!”
这句话终于引起身边几位同事的注意,纷纷站拢过来问:“陈兄,怎么回事?”
“君安,日本特务找麻烦啦?”
我父亲一指傅增贤说:“我学兄傅大哥说了,日本特务盯上咱们啦。”
事已至此,傅增贤不得不再隐瞒,严肃地对大家说:“各位,我有可靠消息,日本特务机关盯上你们报社了,也盯上经常写时评的几位老弟了。”
一句话引来了众多义愤,年轻的编辑说:“他妈的,这小日本太狂了!他们想干吗?砸报社?”
年龄大些的编辑就说:“我早说过,宣传爱国没错,可别过激,别惹大麻烦么!”
血气方刚的我父亲依旧说着硬话:“怕什么?咱北京还有十九路军,还有百万抗日民众,日本特务能翻了天?”
傅增贤忙说:“好了好了。我很尊敬贵报,但是斗争要讲策略,要学会保护自己,对吧?”
回头又对我父亲说:“老弟,跟我出去下,我还有点私事要跟你说说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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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父亲出现在傅增启的身后边时,并没有引起她的注意。
等了好一会儿,我父亲才开口说:“哎,傅同学,你也来参加啦?”
傅增启一扭脸,略有些惊讶地说:“是你呀。陈大哥,你怎么没跟辅仁大学的队伍在一块呢?”
我父亲就扯了个谎:“我,我出来找个人。”
傅增启便回道:“噢。陈大哥,今天北大的老师讲得可真棒!我看有些当官的听了都无地自容。”
我父亲就说:“是啊。对那帮卖国的家伙,就应当剥开人皮,让他露出列强走狗的真相。”
他们刚刚对话了这么两句,突然主席台上和会场中同时就起了骚乱。先是一群黑衣人冲上主席台,掀翻了桌子,扯下了标语,还对台上的人又是推又是打。同时,台下广场上也冲出不少黑衣歹徒,手持棍棒乱挥乱舞,马上冲乱了场内的学生队伍。
站在我父亲和傅增启等同学身后的一位市民气愤地说:“又是这批日本浪人来砸场子了!”
又一位市民说:“大家赶紧散了吧!一会儿警察准到。”
我父亲便大声喊:“大家不要乱!北京不是日本人的天下!”
就在此时,一片哨声刺耳地响起,大批军警察冲出来,领头的军官用大喇叭高喊:“散开!散开!这里发生骚乱!赶快散开!”
会场顿时乱成一片,日本浪人像是打头阵的,疯狂驱散着人群,而持枪军警像是压阵脚的,也随后驱赶着与会的学生和民众。
人们四散奔逃,旗帜和标语散落了一地,甚至有人掉了帽子、丢了鞋子,场面混乱不堪。不少人朝小树林方向涌来,傅增启被人挤倒在地。
我父亲伸手拉了她一把,喊声:“别怕!跟我走!”说着,紧接着她的手一起逃离了险境。
说来真巧,就在我父亲和傅增启同学走到新街口北大街时,就遇见了我奶奶也在同一条路上走。当时,我奶奶手提一个花布小包袱,正脚步匆匆地往自家小院走着,还是傅增启先认出了我奶奶。
他俩人从胡同出口一拐弯,傅增启就瞧见了前面那位中年妇女的背影,马上脱口而出喊一声:“杨婶!”
我奶奶一停步,猛回头,惊讶地望见他们,竟欣喜地大声唤了一声:“哟!是增启姑娘呀!”
我父亲忙喊了声:“妈。”
这下,增启姑娘傻了,看看我父亲又看看我奶奶,还是狐疑地问:“杨婶,他是您的……”
我奶奶笑了:“姑娘,你真不知道哇?他是我儿子呀!”
增启姑娘也笑了:“真不知道。陈大哥,你也没说过呀!”
我父亲嘿嘿笑着说:“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呀。”
我奶奶拉住增启姑娘的手就说:“走,回家去,我给你们做炸酱面。”
增启姑娘委婉地说:“不用不用。杨婶,没多远我就到家了。”
我奶奶更笑了:“增启姑娘,打小看你长大的,我还不认识菜园六条老傅家?别客气啦,都到家门口了,能不进去?走吧!安儿,你愣着干吗?走哇!”
热腾腾的面条,喷香的炸酱,整齐的菜码儿,饭桌上也摆齐了碗筷。
我奶奶瞧瞧增启姑娘,又看看我父亲,真是从心里乐开了花,笑着说:“增启姑娘,我炸的酱是正经的干炸儿,你尝尝。安儿,给人家姑娘拌面呐!”
增启姑娘忙说:“我自己来。杨婶,您先来吧。”
我奶奶轻轻地打了我父亲一掌,故意装作生气状地说:“你呀,真笨!姑娘,你看我这个儿子多傻呀!来人了连客气都不懂,是吧?”
增启姑娘却挺正经地说:“杨婶,陈大哥可不像您说的呀。学问好,文笔好,还有正义感。连我哥都说过,咱们这片的旗人里头,您府上是家传、家教最深厚的呢!”
我父亲已经拌好了一碗面,递过来说:“那个,那个傅同学,你吃面。”
我奶奶喊了声:“醋!傻儿子,没放醋哪!”
我父亲诺诺连声:“噢噢!忘了,忘了。”
增启姑娘就拿起醋瓶说:“我自个儿倒吧。”
我父亲去抢醋瓶,还说:“我来我来。”
增启姑娘也说:“不用不用。”
我奶奶乐得合不拢嘴了,笑着说:“哎哟!看着你们俩呀,我这心里头哇,就是高兴,高兴啊。”
这是个平常的礼拜天,我父亲不用去学校上课,只是这天他起得早,看见堂屋桌上摆着一碟自己最爱吃的“桂花缸炉”和“槽子糕”,知道是我奶奶为他备下的早点,便香甜地大口吃起来。
这时,只见我奶奶手提着个花布小包袱急匆匆地要出门,瞧见儿子已经起床了,便交代:“午饭是包子,我做好了,晌午你自个儿热一下啊。”
说罢就走,我父亲追问:“妈,您上哪儿啊?”
我奶奶竟没回答。这回我父亲真奇怪了,因为最近一个多月了,哪怕到了礼拜天我奶奶也一早就出门,总是天擦黑儿才回来,不知道是干嘛去了。就是这天早晨,我父亲终于清醒了,当时扔下手里的点心就追出小院的门,悄悄地跟在我奶奶身后,想弄明白个究竟。只见我奶奶脚步急促、沿新街口北大街往南走,过了护国寺拐进一条胡同,走到一所带门礅儿的院落,一闪身推门就进了院,再不见了身影。我父亲紧跟上来,扒着门缝往院里瞧瞧,门里头是座青砖雕花影壁,什么都看不见。我父亲可就纳了闷儿了。
妈这是去谁家了?去干什么呀?难道天天早出晚归的就是到这儿来吗?他不敢贸然进去,生怕我奶奶生气。他又不愿意离开,总想弄清发生了什么事,就在胡同里溜达起来。说来也巧,没多大工夫,这个院儿隔壁人家有一中年妇女出门上街了。这位妇女穿旗袍还烫了头,一看就是有钱人。
我父亲赶忙上前,非常客气地问道:“您好!麻烦您一下。我想打听一下--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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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位妇女一乐,答道:“这你都不知道,电影明星魏××的家呀。怎么着,没看过人家演的电影吗?”
我父亲忙又追问:“噢。那您知道来他们家的有没有一位女客,四十来岁,名叫杨木贞?”
那妇女眉头一耸,嘴一歪,随口说:“女客?不会吧。魏家前两月雇了个做家务的老妈子,好像就叫杨什么贞吧。你找她?”
听此言,我父亲如五雷轰顶,胸腔里翻江倒海,对身边的一切全无感觉了,那位妇女再说什么,怎样离开的就全然不知了。妈妈呀,您是我的额娘,您是觉尔察氏的大奶奶,您是大清四品官的夫人……
今天,您是“老妈子”?我糊涂哇!我哪里还配作您老人家的儿子?我愧为男人!
究竟怎样从那条胡同走回新街口北大街小院的,我父亲都不清楚。呆坐在小院堂屋的桌旁,面对着冒着香味儿的“桂花缸炉”,我父亲五脏六腑都是刀绞一般的痛啊。已经是二十岁出头的男人,身体里流淌着八旗子弟的血脉,无尽的羞愧与难忍的悲伤让他再也不能平静。时间无声无息地过去了,傍晚我奶奶推门进院时,我父亲依旧呆呆地坐在堂屋里。
我奶奶扔下手里花包袱,几步跑到厨房,掀开蒸锅见一盘包子还原封不动地摆在锅里,便回头喊了声:“安儿,你怎么没吃包子啊?是不是吃腻了?明个儿妈给你做粉蒸肉吧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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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就捧着这些东西,走到了厨房门前,扑通一声双膝跪倒在门前的地上,悲怆地呼叫:“妈!儿子不孝!儿子是畜牲!儿子对不起您哪!”
说话间已是泪流满面。接着,我父亲头抵地面,泣不成声。我奶奶先是惊讶,后来发现我父亲手里抱着她的花包袱,顿时明白了,我奶奶可没哭,只喊了声:“起来。”
见我父亲没动,她上前两步狠狠地在我父亲背上击了一掌,大声喝道:“叫你起来!五尺高的大老爷们儿,哭天抹泪儿的像个什么样儿?”我父亲仰起脸来,仍是悲声惨调地说:“妈,说死了这书我不念了,我有本事养活您!”我奶奶一把将我父亲拽起来,厉声说:“胡扯!走,回屋去。”
多少年之后,我父亲对我讲述那个夜晚发生的事时,依然是老泪纵横。
父亲这样告诉我:“从那天以后,直到‘文化大革命’,咱家那个祖传扳指再没拿出来过。也没必要拿了,因为从此那个扳指儿就牢牢套在我的心上了。”
在当年那个夜晚,我奶奶打开唯一留存的陪嫁躺箱,郑重地取出那个装扳指的锦盒,打开后摆在我父亲面前,有好一阵子一句话都没有讲。翠绿翠绿的扳指在电力不足的灯光下闪着幽幽的光,就仿佛是一个逝去了的时代,近在眼前又模糊不清。
待我父亲心情镇定些时,他先对我奶奶说:“妈,您给人当老妈子,我是受不了。我知道您又拿出扳指的意思,就是家传的东西丢不了吧?”
我奶奶从锦盒中取出扳指,把玩良久,才说出了一番让我父亲终生不忘、终生受益的话:“安儿,我读的书不多,但是在娘家的时候四书、五经还是看过。我记得孟子文章里这样教人,‘恻隐之心,仁也;羞恶之心,义也;恭敬之心,礼也;是非之心,智也。’咱们中国人常说的仁义礼智大概由此来,也流传了多少年了。现在这个社会呀,到处是堕落和溃败,国之大义不讲、少有向善之心。可是你得看清楚,还能乐天知命地活着,拼死拼活地干着事儿的人,那肯定都是老百姓,可他们是占人的大多半啊。不论哪朝哪代,官不像官的时候,民照样儿像民。清朝没了,八旗子弟变了,可真正的子弟还是当年的子弟呀。天下攘攘皆为利,大道至简是为义。过去你叫我额娘,现在你叫我妈,这没什么大的变化。祖上传下来的扳指还是翠绿的,你姓陈名君安也还是觉尔察氏的后人。我出去帮人家干活儿挣钱,光明正大,没觉得丢人。只要你争气,将来有个出息,我就没丢了大义,也对得起你阿玛和上辈祖宗。你要是自暴自弃,那才是不肖子孙。”
在北京那个破旧小院里,在贫穷的母子之间,升腾起来的却是一种神圣。我父亲严肃地说:“妈,您的意思,儿子全懂。阿玛和祖上的民族大义,儿子也会一辈子记在心里头。在当今这种社会,要正经做人,不是靠文凭,要靠良心,靠民族的精神。请您放心,我一定会争气的。拿不拿大学文凭不重要了,我会自强自立,我能挣钱养家,绝不会丢祖宗的脸,更不会丢中国人的脸!”
十九、
这是一条北京市区普通的街巷,这是一座造型古色古香的小楼,与众不同之处是小楼的门前挂着一块牌子,牌子上写着“京报社”三个字。
傅增贤沿街疾步走来,到了报社门前看一眼招牌,然后快步登石阶进了门。报社编辑们的办公室十分杂乱,书章杂志随处堆放,几张办公桌上也是摆满了报纸和稿件。几个或老或少的编辑都挺忙,身穿衬衫和西式背心的我父亲正低头忙着在稿纸上写作,根本没注意走进门来的当年的学兄傅大哥。与报社里基本是身穿西服的同仁们相比,头戴礼帽、身着长衫的傅增贤倒更像个学者教授了。
傅增贤进门用目光一扫,马上直奔我父亲的身旁,用手拍一下他的肩头说:“君安,别忙啦。”
我父亲一抬头,惊喜地:“傅大哥!难得呀,好久不见了,快坐。”
傅增贤左右看看才说:“有事找你。要不,咱们出去说?”
我父亲一笑:“没事儿,我们报社里全是抗日派,放心吧。哎,傅兄,你在师范大学当老师了,就怕了?就不领导学生运动啦?”
傅增贤皱一下眉头,悄声道:“我来告诉你,你们这几个月连续发了几篇言辞激烈的抗日文章,还公开抨击华北自治,台基厂那边盯上你的笔名啦!”
我父亲不解地问:“台基厂?台基厂是什么地儿啊?”
傅增贤仍是悄声说:“台基厂头条七号,日本特务总部。”
我父亲大声回答:“日本特务,咋怕他?这北京还不是日本人的天下吧!”
这句话终于引起身边几位同事的注意,纷纷站拢过来问:“陈兄,怎么回事?”
“君安,日本特务找麻烦啦?”
我父亲一指傅增贤说:“我学兄傅大哥说了,日本特务盯上咱们啦。”
事已至此,傅增贤不得不再隐瞒,严肃地对大家说:“各位,我有可靠消息,日本特务机关盯上你们报社了,也盯上经常写时评的几位老弟了。”
一句话引来了众多义愤,年轻的编辑说:“他妈的,这小日本太狂了!他们想干吗?砸报社?”
年龄大些的编辑就说:“我早说过,宣传爱国没错,可别过激,别惹大麻烦么!”
血气方刚的我父亲依旧说着硬话:“怕什么?咱北京还有十九路军,还有百万抗日民众,日本特务能翻了天?”
傅增贤忙说:“好了好了。我很尊敬贵报,但是斗争要讲策略,要学会保护自己,对吧?”
回头又对我父亲说:“老弟,跟我出去下,我还有点私事要跟你说说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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